命中注定
1881年在写给戴奥 的一封信中,文森特提到了和卡罗琳之间发生的事情。“我放弃了一个女孩,她嫁给别人了。我逃得离她远远的,但还是把她放在了心里。这是命中注定的。”
戴奥也曾爱上卡罗琳的妹妹阿奈特。他们姐妹俩是梵高母亲娘家的远方表亲。这两段爱恋都以痛苦而告终。阿奈特在一场大病之后不幸亡故,而卡罗琳嫁给了一个叫威廉·范·斯托库姆(Willem van Stockum)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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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的爱
凡高的感情生活充满挫折和失落。他有着强烈的本能渴望和需求,却从未得到爱神幸运的眷顾。为什么他在爱情方面从未顺遂?
而我呢,还在继续着不应该、不合宜的情事。这就像一条铁律,我对此只感到羞愧和耻辱。
就世人所知,年轻时的凡高曾向三个女人求过婚:1872年向卡罗琳•汉尼贝克(Caroline Haanebeek),1873年是尤金妮亚•洛耶(Eugénie Loyer),还有1881年的凯伊•沃斯•斯特里克(Kee Vos-Stricker)。出于不同的缘由,三位女子都拒绝了他。
1881年在写给戴奥 的一封信中,文森特提到了和卡罗琳之间发生的事情。“我放弃了一个女孩,她嫁给别人了。我逃得离她远远的,但还是把她放在了心里。这是命中注定的。”
戴奥也曾爱上卡罗琳的妹妹阿奈特。他们姐妹俩是梵高母亲娘家的远方表亲。这两段爱恋都以痛苦而告终。阿奈特在一场大病之后不幸亡故,而卡罗琳嫁给了一个叫威廉·范·斯托库姆(Willem van Stockum)的人。
1873年,凡高当上了伦敦古比尔艺术公司的学徒。他在城中租了一处房子。女房东萨拉•厄苏拉•洛耶(Sarah Ursula Loyer)和女儿尤金妮亚打理着一家规模不大的男校。
凡高和尤金妮亚相处得很好,“好似兄妹一样”,但两人的关系未能进一步发展。凡高后来得知,尤金妮亚偷偷地和萨缪尔•普罗门(Samuel Plowman)订了婚。不过这次他没有“痛”太久。“我还好,我很忙。”他告诉戴奥。
1881年文森特去埃顿探望父母时,遇到了表姐凯伊·斯特里克。凯伊的丈夫在不久前过世,之后就一直借住在梵高父母那儿。文森特对她的感觉强烈到不可收拾。
他给戴奥写道:“我要告诉你这个夏天我是有多么爱恋凯伊·沃斯。‘就好像凯伊·沃斯是我最最亲近的人,我也是她的。’除此之外我无法用其他言语来表达。还有,我和她说了这些。”
凯伊并没有觉得这个表弟是做丈夫的料。“不,绝不,不可能。”她决绝地回应了文森特的多次求爱。
凡高没死心,他不断地给凯伊写信纠缠。得知她搬去了阿姆斯特丹和父母住,他就跟着上门求见。凯伊躲着他不肯出来,这个执拗的爱慕者就当着舅父母的面猛然将手掌伸入煤油灯炽热的火焰里。凯伊的父母急忙把灯熄灭,将惹事的外甥赶出了屋子。
数年后,文森特在信中向戴奥提到这段往事。“我们没怎么谈过这个... 它让我感觉我从没变好过。它还是,而且一直会是一道伤口。生活在继续,但心底深处的伤口无法痊愈…”
“试想我们可能在某处碰到她,试想有一天,梵高太太坐在车厢里我们座位的前排。阿门。”
凡高成长在中产阶级家庭,自小就学会辨别两种女人。他家所在阶层的女性被认为是“高高在上”的,但他更同情怜悯社会上的弱势女性,比如沦落风尘的妓女。
与他同时期的现代艺术家一样,然而,梵高似乎更明确地对摹画第二种女性情有独钟。
这不是我第一次无法抗拒那种情感,那是一种对被牧师们在神坛上傲慢地鄙视和谴责的女人们的特殊的爱恋和感情。
1882年,凡高在海牙救助了一位怀孕的妓女西恩•霍伦尼克(Sien Hoornik),她的身边还带着一个年幼的女儿。凡高从街上遇到这对可怜的母女,随后在自己住的小画室里收留了她们。凡高对于成家的渴望似乎在那段时间里变成了现实。但不久后情况就似乎有些不对劲。十八个月之后,他孤身一人搬去了荷兰东部的德伦特。
“我对西恩的感觉没有去年对凯伊•沃斯那般强烈。但我只能这样… 我们就是两个同甘共苦的不幸的人,互相扶持,互相依靠,将悲伤转化为快乐,生命中的负重也因此得以承受下来。”
1882年6月1-2日,于海牙写给戴奥的信
在小威廉出生之后,凡高、西恩和两个孩子大体上快乐地过了一阵子。威廉,如前文所述,自然不是凡高的亲生儿子。
但是西恩和文森特都不是容易相处的人,钱也一直不够用。戴奥寄来的生活补贴现在还不得不花在西恩吃的药、她母亲的房租和婴儿用品上。
文森特和西恩各自的家庭都对他们俩和孩子们的现时生活施加了压力。梵高一家极力反对文森特的这段感情,两人结婚更是根本没得商量。 而西恩·霍伦尼克的母亲竟然更希望女儿再去街上“工作”,这样她在经济上也能受惠。
来自家里的压力越来越大,西恩开始夜不归宿。凡高察觉到不对劲,于是收拾画具搬去了德伦特。这是个沉重的决定,因为他已十分疼爱和挂念朝夕相处的两个孩子,尤其是小威廉。
凡高钟爱“被生活蹂躏过”的模特。西恩当时给他当模特,他就是这么描述她的。不论是否有意为之,凡高实际上选择了现代绘画中的一大主题。其中,妓女被认为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一个缩影。
凡高不时能从街上说服一些妓女给他当模特,但还是很少见能像这样接受全裸的。
画中的这个女人——据梵高的画家朋友埃米尔· 伯纳德(Emile Bernard)说是一位巴黎的站街女——显然同意了。她摆着性感姿势,让文森特画了好几幅素描和油画。他因此得以实践练习新探索出的“条状”着笔技巧。
1888年,凡高在阿尔勒期间画了这幅妓院图像。当时,在妓院找妓女被看作是“比较健康”,也在男人们的生活中司空见惯。
凡高在给弟弟戴奥的信里将这方面叙述得颇为委婉,和他的画家朋友通信则较为直接。画家们都是妓院的常客,相比从街上找女人,去妓院是比较“安全”的。
我自忖,我想找个女人。我不能没有爱情,没有女人。如果生命里没有什么是无限的、深刻的、真实的,那我根本不会在意生命本身。
凡高的母亲和他做牧师的父亲对儿子的感情生活很是担心。他们对凯伊的家境感到别扭,更不用说凡高还差点要和天主教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西恩结婚。等这一切终于烟消云散,却又出现了一个不合适的女子,这回是他们的邻居。
1884年,凡高搬回纽恩南和父母同住。很快就和邻居家的女儿,比他大十岁的玛高特一拍即合。但两人的婚事遭到了玛高特家中的极力反对,尤其是她的姐妹们。
玛高特不堪流言所击,喝下鼠药试图自杀,这段感情因此戏剧化地告终。她被救回一命,但两人的关系无可挽回。
文森特的父母大多会和戴奥这个家里的“中间人”讲讲他,然后再由戴奥告诉他哥哥父母对他的看法。
“玛高特的事还在困扰他。我们尽力让他保持镇定,这最重要。可他对生活的想法和我们太不一样,所以很难说他跟我们一起住会是个长久的办法。”
1884年10月2日,梵高父亲西奥多鲁斯给儿子戴奥的信
“我总是很怕不管他去哪里,做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因为他古怪的性格、想法和人生观而进行不下去。”
1878年6月7日,梵高母亲安娜给儿子戴奥的信
“你和那些在乡下过了一辈子,从未见识过现代生活的人想法不一样,这再正常不过。但你到底是着了什么魔这么孩子气,这么不知羞耻地让爸妈痛苦而几乎无法承受?”
1882年1月5日,戴奥给哥哥文森特的信
1885年,凡高开始在安特卫普的舞厅和剧院里作画,夜生活渐成当时艺术风潮中的新主题。他也仍在画妓女肖像,这依然更“摩登”。
次年,凡高在巴黎加入了一个年轻画家的团体,他们用画笔描绘都市的绚烂生活和蒙马特妓院的风情。
一种被称之为“maisons close”的妓院似乎和巴黎的其他夜场所有不同。亨利•德•图卢兹—洛特雷克将它介绍给了凡高。
图卢兹—洛特雷克后来还以此为主题创作了一个平版画系列。封面所用的印张上,一名女子正在整理秀发,身旁的床上暗示性地放着一只男人的高帽。图卢兹—洛特雷克曾在两间隐秘的展厅内展出了该系列作品。展厅大门紧闭,而钥匙只有他有,与画中庄重隐秘的主题相呼应。
画家亨利•德•图卢兹—洛特雷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的大名基本上是巴黎夜生活的代名词。他整夜流连于黑猫夜总会(Le Chat Noir)和费尔南德马戏团(Le Cirque Fernando)等声色犬马之地,描画出了一系列绚丽多彩的表演者形象:女小丑演员夏乌考(Cha-U-Kao),舞者摩姆•弗罗玛茨(Môme Fromage),跳康康舞的拉•古留(La Goulue),柔术演员“软骨瓦伦亭”(Valentin le Désossé)和西班牙舞女玛嘉浓(Le Macaron)等等。
凡高经埃米尔•伯纳德介绍认识了图卢兹—洛特雷克,他们俩成了朋友。
谁也不知道凡高和克里希大道(Boulevard de Clichy)上铃鼓咖啡馆(Le Tambourin)的意大利女店主阿戈斯蒂娜•赛佳托利(Agostina Segatori)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两人在1886年12月至1887年5月的半年之间有过一段情。
据保罗•高更(Paul Gauguin)所说,凡高和阿戈斯蒂娜十分相爱,但这个女朋友后来也是有一堆麻烦。
屡次失败之后,凡高终于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他令人捉摸不定的失调个性或许根本不适合心灵上的结合。
1888年,文森特在阿尔勒去妓院解决生理之需,除此之外,则在艺术、大自然和弟弟戴奥给予他的现实之爱中找到慰藉。
凡高可以和朋友埃米尔•伯纳德毫无顾忌地谈论妓院经历。这位年轻的画家也在艺术上陶醉于妓院这一主题。
伯纳德有两幅凡高的巴黎“站街女”裸体画。他在同一时期也创作出了《妓院里》系列水彩作品。他将其中一幅寄去阿尔勒,附言“谨以此拙作赠于我的朋友文森特”。
“好极了!”凡高热情地回应。他对伯纳德画中一些女性人像的处理方式持保留意见,但还是给予了相当的鼓励。
“没关系,已经是全新而有趣的尝试。其他方面——在妓院里——对,有待改进。”
凡高一生都在对女性纯真无邪的尊重和生理性冲动之间挣扎不堪。这或许也酿成了他在阿尔勒期间精神上的崩溃。
极度冲动的凡高将他割下的耳垂送去给一个名叫雷切尔的妓女。这一可怕的举动或许说明了他在无边的挫折、自怨自艾和羞愧感的折磨之下,大脑已经有些“短路”了。
我知道当然养儿育女要比成日紧张兮兮地画画好得多,但又能如何,我现在自己,至少我觉得,想去挽回或者干点其他的事儿已经太晚了。这种想法已经离我而去,尽管道德上的痛楚仍在。